2014年2月2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视察。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东城区视察玉河历史文化风貌保护项目时与群众热情握手。
2014，全面深化改革元年。半个中国的人们在与雾霾的拉锯战中迎来了马年新春。
思想的力量，总能穿透迷雾，标定前行的方向。就在这个春天，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并发表重要讲话，明确了北京在新形势新时期的战略定位，提出了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的奋斗目标，发出了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总动员令”。
总书记一语道破首都发展中矛盾的根源：北京的问题，深层次上是功能太多带来的。城市功能并不是多多益善，过犹不及！要坚持和强化首都核心功能，调整和弱化不适宜首都的功能，把一些功能转移到河北、天津去，这就是大禹治水的道理。
2017年2月，又一个早春，总书记再次来到北京，视察城市规划建设和冬奥会筹办工作。此次视察，总书记明确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怎样建设首都”的时代课题。
谆谆嘱托重若千钧，浓浓关怀情深似海。总书记三年之内两次视察北京，为北京全市人民激励奋进、砥砺前行增添了强大动力。
肇始于春天的故事，不断抒写新的篇章。
大国之都
今天，中国正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大国之都也从当初“只有天安门前东西三座门有路灯，出了西直门还有狼出没”的陈旧古都，成长为有着2100多万人口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成区面积在中国大城市中居第一位。
与国家发展脚步相伴，北京集中的功能也越来越多，政治、文化、医疗、教育、科技、金融……发展如征途，治国如弈棋。善弈者既取势又取实。
我们身处一个变革的世界，国际格局深入调整，维护和拓展国家战略利益的任务更加艰巨，这是势；中国的战略机遇，已从加快速度的机遇变为加快转型的机遇，由扩张规模的机遇变为提高质量的机遇，这是势；打造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使之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新的支撑带，这是势；建设和管理好首都，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解决“城市病”的路子，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也是势。
历史方位与责任担当，再次深刻地影响着北京的走向。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这是历史的使命，这是时代的课题。
大城之变
在2014年2月那次视察中，总书记第一站选择的就是北京市规划展览馆。他说，考察一个城市首先要看规划，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
总书记强调：“首都规划务必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贯通历史现状未来，统筹人口资源环境，让历史文化与自然生态永续利用、与现代化建设交相辉映。”
一枝一叶总关情。玉河旁的雨儿胡同东起南锣鼓巷，西至东不压桥胡同，是老北京的大杂院区。在看完规划馆后，总书记又来到这里“看望老街坊”，听听大家对老城区改造的想法。
在雨儿胡同的牌坊下，总书记说：“我就是在这一片儿长大的，小时候放学后扔下书包就到什刹海去滑冰。”沿着弯曲狭窄的通道，走进胡同人家，总书记和居民亲密接触、嘘寒问暖：“每家每户是不是都安上了水管子”“换煤气罐的地方远不远”，听罢居民希望改善现在生活环境，“住了半辈子不想拆走”的想法，总书记感言，“我能体会大家的心情，难舍乡情，留住乡愁留住根。”
细察市情、实探民生，总书记对首都工作的重视关切，源自一位大国领袖的战略思考，也饱含一位“老北京”的深厚情怀。
然而，健康可持续发展，同时“留住乡愁留住根”，对于今日的特大型城市北京来说，绝非易事。
犹如硬币之两面，在聚集资源求增长中快速发展的北京，也出现了显而易见的问题。巨大的人口规模，加剧了资源环境压力，推高了城市运行成本，加重了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任务。对于遭遇资源环境容量“天花板”的北京而言，简单的功能聚集，很难再“堆”出城市发展。如果仍是抱着老目标、守着老机制、继续走老路，必然难以为继。
“北京要发展而且要发展得更好”，像一则越来越复杂、动态和多元的运算题，乘除加减、正负判断，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到“都”的定位上来，围绕服务保障“都”的功能展开。
把“四个中心”的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掰开来看，政治中心主要是做好服务保障，努力创造安全优良的政务环境；文化中心着重做好首都文化这篇大文章，建设好“一核一城三带两区”；国际交往中心的功能需要加强国际交往重要设施和能力的建设，建立常态化的国事活动服务保障机制；科技创新中心的定位则要求北京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服务，形成“三城一区”新局面，构筑发展新高地。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定位本身就是最大的发展空间。
实现“都”的功能与谋划“城”的发展本质上是一致的。“‘四个中心’就是首都功能，首都发展就是‘四个中心’功能的发展。”这是新时期北京发展最重要的认识论。
大道之行
治城如治水，宜疏而忌堵。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明确后，北京开始由“聚”到“疏”的转身，发展逻辑从做“加法”切换到做“减法”。
2014年7月，北京以“负面清单”方式出台全国首张新增产业禁限目录，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三分之一的产业全市禁限。
一年后，全市禁限新增产业占比由32%提高至55%，其中城六区禁限比例统一提高至79%……“负面清单”实施以来，北京工商登记环节直接“卡掉”的业务数量累计达1.7万件。
凡事不破不立。疏，不是要限制北京的发展，更不是不要发展，而是引导大家不纠结于量的扩张，立足于质的提高。剥掉“白菜帮”，集中力量做好“白菜心”。
低端产业撤出后腾出来的空间，正逐渐被“高精尖”项目填补。三年多来，北京一般制造业、批发零售业新设立企业数显著下降，符合首都功能定位的金融、文化和科技类企业新设企业数显著增长——一降一增，折射出产业结构的此消彼长。
在产业调控、功能疏解的背景下，2017年上半年，北京经济还保持了6.8%的增长，无疑是对“瘦身健体”“有所为有所不为”辩证法的生动注解。
从北京的空间尺度看，2100万人口拥挤在1.6万平方公里土地上，而京津冀地区有20多万平方公里的宽广腹地。
这既是全国诸多城市群的通病，也是区域发展不均衡的缩影。
总书记指出：“北京要解决遇到的突出问题，必须纳入京津冀和环渤海经济区的战略空间加以考量，以打通发展的大动脉，更有力地彰显北京优势，更广泛地激活北京要素资源。同时，天津、河北要实现更好发展，也需要连同北京发展一起来考虑。”
如果三地各自内部调整，只能是小循环；而搞好“大挪移”，有效互通互补互动，对三地转方式、调结构都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总书记一席话，犹如醍醐灌顶。只有京津冀协同发展，才能避免北京的“虹吸效应”，发挥北京的“辐射作用”。
2015年4月，《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通过；一年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两年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宣布设立河北雄安新区。
告别“单中心聚焦、摊大饼发展”的发展模式，“一核”辐射“两翼”齐飞，是对协同发展战略的具体化，在新的历史阶段，集中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两个新城，形成北京发展新的骨架，成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怎样建设首都”——这是总书记以透视历史、洞悉未来的深邃眼光和战略高度，提出的重大时代课题。它也是关系北京未来健康可持续发展、打造国家治理现代化首都样本、做好“四个服务”的根本性问题。
北京，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用行动回答这个“时代之问”。
最好的答案，实实在在地写在火热的京畿大地上，写在人民的生动实践里。
让历史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