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梁从诫出生在北平北总布胡同3号。17岁进入北大学习历史，大学毕业后继续读研，师从苏联专家，攻读世界史，美国史，研究罗斯福新政。毕业后任教于云南大学。1962年，调回外交部的北京国际关系研究所。文革结束后，参与创办《百科知识》，这是他思想开始大活跃的时期。
自然之友
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改革开放走上了大踏步的进程，经济进入了飞速发展的阶段。开发新区，土地流失，农民们离乡背井卷入城市化的洪流。乡镇企业也在这个天时地利的时代背景下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它们利用国营大企业淘汰下来的机器，进行制革、造纸、电解、服装生产、工业产品零件的初加工。
在百业待兴，学术、思想百花峥嵘的时期，《百科全书》的来稿非常丰富。很多读者反映乡镇企业污染状况，开始引起梁从诫的关注。而牛文元教授的来信更是针砭时弊，一针见血的指出：由于乡镇企业使用的多为淘汰机器，高耗能、高污染，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发展实际是扩大和分散污染源，给中国的自然环境带来不可估量的隐患。牛文元的文章给了梁从诫很大的震动，他开始思考：大力发展生产，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城市化的过程中，背后产生和已经出现了的环境问题。
1988年，梁从诫放弃公职，应聘到中国文化书院任历史学教授。
进入90年代的中国，经济发展的蓬勃与文化思想的无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993年北京首次申办奥运会，当国际奥委会问及中国民间环保组织时，北京代表团的哑然让梁从诫看到经济腾起的“巨龙”在环保观念上的空白和缺失。建立民间环保组织的想法，在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的“玲珑塔之约”后，付诸实现——“自然之友“挂靠在中国文化书院下成立。
他抛开了“无灾无难到公卿”的道路，秉持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决绝，成为“自然之友”，季羡林先生说：“我对他只能钦佩和尊敬。宁愿丢一个历史学家，也要多一个‘自然之友’”。
好像回家了
1993年，梁从诫先生年近六十。在所有人目光都注视着通往小康幸福的道路的远方时，这个充满未知变数的“民间组织”却抛开“发展”的大好前程，在梁老先生的家里开始“办公”了。这一年，梁从诫骑着自行车在“自然之友”和民政部往返近十次，终于为“自然之友”穿上了合法的外衣，1994年3月21日，民政部批准“自然之友”为中国第一家民间环境保护团体。
好像行走在沙漠中的骆驼，梁从诫先生载着“自然之友”，坚定地向前走着，公益的脚印落满沙地，绿色的种子洒遍沿途。
1999年，“自然之友”募集了40万元基金，支持了西部野牦牛队艰苦的反偷猎活动。将至古稀之年的梁从诫登上昆仑之巅，和队员们一起焚烧了收缴的藏羚羊皮，老人一句“好像回家了”让队里铁血铮铮的男儿流下眼泪。
回程遭遇车祸，他右上臂关节完全脱臼，这事也只是在老人去了以后才为人所知。英国前首相布莱尔访华期间，梁从诫修书给他，正气凛然：请您运用您个人在国内和欧洲同伴中的影响，和我们一到来防止这种珍稀动物因“致命”的时尚而被灭绝。布莱尔当天回信，隔天与梁从诫见面。
1999年，梁从诫先生应邀参加全球500强财富论坛，直言谴责各路经济巨头，“如果十几亿中国人都过上你们那种生活，中国的资源能支撑得起吗？……这不仅是中国的灾难，也是世界的灾难。你们想过要承担什么责任没有？”说此番话时，他持有了和祖父、父亲一样不畏权贵的斗士的姿态。
1999年，国内某登山队想要登上云南西北部梅里雪山迎接“千禧年”，这座山被藏族同胞奉为神山。为了尊重藏族同胞的意志，保持梅里雪山最纯净原始的状态，梁从诫多方奔走相告，这次活动最终被取消。
这期间，“自然之友”在环境保护的方方面面不懈努力着。他们保护了川西洪雅的天然树林；为滇西北德钦县森林里的金丝猴请命，直谏当时访华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取消了在自然保护区的飞机特技表演；治理周口店人类遗址的粉尘污染；保护四合院……一系列的环保举措和外交使得梁从诫在环保领域声望载道，“民间环保组织第一人”逐渐取代“名门之后”的影子。
除了这些傲人的“伟业”，更让人们感动的恐怕是梁从诫将环保丝丝入扣的融入生活的点滴：他只是一个常年骑着自行车穿梭在北京马路上的老人；出门带着筷子和勺；名片印刷在废纸的背面；捡瓶子；厌恶铺张浪费；看电视很少……
怒江水奔腾不息
他这一生被提及时，有着诸多的身份：中国第一个合法NGO自然之友的创始人、最早期的科普杂志《百科知识》的创办人、政协委员、历史学家、梁思成与林徽因之子。世人都知道林徽因那首曼妙的诗歌里，对儿子梁从诫写道：“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四月天。”
“人间四月天”似乎也成为梁从诫追寻的梦。从“自然之友”起，他的名字频繁出现在媒体关于环保的报道中。2005年那场关于“敬畏自然”的论战，他的犀利的言辞，他的“极端”的见解，他的前瞻的思想，被媒体推到了“风口浪尖”，成为了他影响舆论，教授环保思想的舞台。他说，自己是向“极端发展主义”宣战的环保人士，是“爱国的反对派”。
然而，现实中总有无奈相随。
在考察三峡的过程中，面对长江边上像酱油一样的黑汤顺着江水流下来时，梁从诫严厉的质问当地领导，得到的答案是治理废水的费用远远高于这个污染厂家的资产，而且厂子养活着这个几万人的小县城里面2000多名工人，关门了谁来养活这2000多人口。梁从诫无言以对。
在宁夏视察的时候，穷苦的村民在草地里挖掘发菜出售换取粮食，他不忍说出“挖掘发菜会破坏植被”这样的话，只是黯然心酸。
梁从诫说，多年的观察和思考，中国的环境问题归根结底还是社会问题，是观念问题。这不是高歌“还我蓝天，还我绿水”的口号，不是简单的振臂一呼就可以解决的。因此，作为环保和NGO的布道者，他不辞劳苦，四处奔波，奋战在环保事业“败多胜少”的战斗前线。
今天，环保的理念深入人心，民间环保组织有近4000家，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公众参与。梁从诫以谦和致远的普通人的身份，唤起了公众对环保的认识，凝聚起环保志愿者的大军。
但是，没有人能知道，离开了梁从诫的“自然之友”，将面临怎样的困境，离开了“政协委员”直言敢谏的话语权，将如何完成未尽的事业。
1995年，为北京纯净的空气，梁从诫提案要求首钢搬迁。2005年，首钢搬迁至曹妃甸。
1994年开始兴建三峡大坝，梁从诫曾多次提出最大程度减少环境破坏的方法。
2003年，梁从诫为保护怒江倾心尽力。如今，怒江水奔腾不息。
库布其沙漠中，中国第一片志愿者的治沙造林基地中的树木，迎着风沙守卫着远处的城镇。
青藏高原上有飞跃的羚羊的身影。
滇西树林里有金丝猴攀爬的足迹。
……
而梁从诫先生的宁静平和的眼神，坚定有力的步伐，穷其一生在环保路上寻觅的精神，留在每个人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