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初，查遍中国所有的字典，也找不到“环境保护”这个词。20多年后的今天，这个新词已经成为现代汉语中几乎所有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使用频率极高的一个词。

在中国历史上，“环境”和“保护”这两个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词是曲格平把它们组合在一起的。

环保改变他的命运

北京人民大会堂南侧，一间朴素而雅致的办公室里，笔者聆听了中国第一任国家环保局局长、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的第一任主任委员曲格平的心声：“其实我个人的生活很平淡，而整个中国的环保事业却波澜壮阔。应该说，是环保事业给我的人生增添了光彩和乐趣。”

“1972年，中国正处于十年动乱的旋涡中，谁也没有想到周恩来总理会派出一位中国政府代表团去参加那次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人类环境会议。”

“当时整个国家几乎都处于无政府状态，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沿，人们对于环境问题基本上是陌生的，在这种状况下，中国却派出第一个大型代表团去参加世界首次人类环境会议，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这个奇迹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这个人正是曲格平。

曲格平说，那时的中国甚至连环境问题的科学定义都搞不清。理论上，大家都把环境问题当作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认为和中国的关系不大。在那次环境会议上，中国代表更多关注的是和美国的政治斗争，对美国在越战中一系列对环境的破坏进行了揭露和抨击，对国际社会面临的诸多环境问题却了解不多。

“实事求是的讲，我们是在对环境问题这一命题的内涵和外延都很不清楚的情况下与人家展开辩论的。比如什么是‘酸雨’，比如对于建立全球环境监测的提议，再如关于人口控制问题……”

未曾料想，短短10天的会议却给中国事回了一个崭新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思想：环境保护。

在对会议情况进行总结时，与会代表们惊异地发现：当时中国所理解的环境问题和世界所谈论的环境问题并不一样——中国认为环境问题只是局部的工业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污染，而世界谈论的却更多的是生物圈、水圈、大气圈、森林生态系统等“大环境”、“大问题”；在对环境问题严重程度的认识上，斯德哥尔摩大会也让中国人出了一身冷汗。

第一次把环境和保护组合成新词

回国后，与会代表们把大会列举的环境问题与中国的现实一对照，忽然发现在很多方面中国环境问题的广度和深度原来并不亚于资本主义国家。海洋、湖泊、森林、天空……很多原来认为没有问题的领域，却在一夜之间成了大问题。原来认为只是局部和部门的问题，却一夜之间成为了全国性的、必须从发展战略和总体全局上采取措施才能解决的问题。

曲格平的心绪久久不能平静。世界环保会议启开他心灵的这扇窗，从此他闯入了一个全新而神圣的事业——开创和探索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环境保护之路。

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中国，人们只知道“环境卫生”和“环卫工人”，却并不知道还有环境保护这一概念。对环境问题进行预防和治理，到底应该怎么称呼，专家们的意见很不一致。最后，曲格平在充分听取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建议就照英文直译过来，叫“环境保护”。

这是中国人在历史上第一次把“环境”和“保护”这两个看来风马牛不相及的词组合在一起。

1972年的斯德哥尔摩大会经过数年的筹备，起草了《人类环境宣言》，出版了赫赫有名的专著《只有一个地球》，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发出了呼吁：保护环境、拯救地球！但是在斯德哥尔摩亲耳听到这一时代最强音的曲格平所面临的，即是对环境保护还处于朦胧认识状态的中国。他说：我们只能一切从头开始。

若非周总理，中国环保事业要晚起步10年

1973年8月5日，在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下，中国首次以国务院名义召开了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曲格平回忆说，在会前拟定的主题文件中，对那次大会定下了这样的调子：环境保护是关系到能否多快好省地建议社会主义、关系到巩固工农联盟、关系到保护人民健康的大事，应该引起各级领导部门的充分重视。国务院第一次环境保护大会实际上是在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的直接推动下召开的，它的功绩在于认识到环境问题的重要性。从此，环境保护在中国被正式列入议事日程，中国的环保事业终于蹒跚起步了。

“仅1972年到1974年的两年间，周恩来关于这方面的讲话就达32次之多。”曲格平深情地回忆道，“根据总理指示，在第一次环保会议期间，还在人民大会堂召开过一个关于环境保护的万人大会，各部门的负责人都到会听取有关专家的介绍。如此高规格的会议在新中国的历史上都是不多见的，这充分反映了周总理远见卓识和宏大气魄。”

曲格平说，如果没有周总理的重视和支持，中国的环保事业也许要晚起步10年。“但是，中国毕竟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不到两年时间里，中国就完成了从对环境保护的确切含义都搞不清到把环境保护工作正式列入国家议事日程的过渡，完成了从把环境问题当作是资本主义产物到公开承认自己环境问题的过渡……”

对于这一点，曲格平感到特别激动。他提到1996年中国政府一举关闭几万家污染严重的工厂及由此带来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压力时说：“在人类的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具有如此的勇气，也没有哪个国家和政府能够做得到！”

走中国特色的环保之路

1976年，曲格平来到了内罗毕，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首任代表。在那里，他如饥似渴地查阅发达国家保护环境的资料，思考着中国的环保之路究竟如何走。

工业发达国家基本上都是走的“先污染、再治理”的道路，比如曾经烟雾弥漫的雾都伦敦，70年代后再没有发生过烟雾事件；泰晤士河一度被称为“臭水沟”，莱茵河曾被称为“欧洲下水道”，但后来它们都相继变清；就连有“公害列岛”之称的日本，许多河流和城市的环境状况也都有明显改善……

曲格平注意到，这些成就的取得，是以巨额资金和人民健康为代价的。在人口众多、经济基础薄弱的中国，这条“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能行得通吗？经过认真研究和反复思考，曲格平得出结论：中国不能冒这个险，中国应该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环境保护之路。

今天，人们对“有中国特色”这样的思想早已烂熟于胸，可是在当时中国的环保事业刚刚兴起不久的情况下，看到和指出这一道路需要何等的远见和卓识。

1983年，全国第二次环境保护工作会议召开。在这次大会上，“环境保护”被正式列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环保工作的重要性被提到了空前的高度，这距“环境保护”这一概念被引入中国只有10年多时间。

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走有中国特色的环保之路”的思想以会议文件的形式确定下来。同时，会议还总结了10年来的经验，制订了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指导方针，明确提出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谁污染、谁治理及强化环境管理”等三大政策体系，使“有中国特色的环保之路”这一精辟的思想有了具体的行动指南。

曲格平指出，如果说第一次会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解决了对环保工作的认识问题，那么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则是解决了“做什么”的问题，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

值得一提的是，在曲格平亲自领导和参与下制订的“谁污染、谁治理”这一政策，把许多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思想糅合到中国的环保工作中。在全国推行的八项环保制度中，有一半是从市场经济中借鉴来的。这在当时的政治、社会背景下不能不说是一个了不起的壮举。

80年代初期的中国，“市场经济”还是一个敏感而危险的禁区。也正因为如此，在今天他才可以自豪地说：“在我国逐步确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环境保护领域是走在了前列的。”

“中华环保世纪行”成为中国环保的主题活动

还是在任国家环保局局长的时候，曲格平就有这样的想法：通过新闻媒介，用舆论工具向破坏环境、破坏生态、浪费资源的行为宣战，让环境意识深入到各级领导和全体人民的心中。1993年，曲格平调任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委员会主任，他开始着手实施这一酝酿已久的想法，这就是后来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开展实施的“中华环保世纪行”。

“中华环保世纪行”的想法一出台，立即得到中央领导的支持和各新闻媒体的响应。

“中华环保世纪行”活动在1993年启动，当年的主题是“向环境污染宣战”，次年的主题是“维护生态平衡”，第三年的主题是“珍惜自然资源”，其后是“保护生命之水”、“保护资源，永续利用”等等。

曲格平回忆说，“中华环保世纪行”活动一开始就一炮打响，抓了很多典型，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称赞，有很多外国使馆都来询问有关情况，对中国如此声势浩大的环保举措表示钦佩。曲格平说：“这一活动的开展，不但在国内普及了环保意识，而且在国际上也为中国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形象，成为中国民主与法制建设取得进步的一种表现。”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刚刚过去不久，曲格平作为当时第一位应邀出访的部级干部，赴日内瓦参加联合国保护臭氧层部分环境部长会议。

会议时间到了，曲格平最后一个走进大厅，这时整个会场静极了，曲格平正在走向自己的坐席时，多年的国际同行和老朋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大会主持人托尔巴博士来到曲格平身边，热烈地拥抱了他并爽朗地介绍说：曲先生，相信大家一定很熟悉，他就是拥有12亿人口的世界上最大国家的环境部长。托尔巴博士说，他刚刚访问过中国，这个国家的环境管理给世界提供了一个好榜样，在很多方面都值得别国学习；而曲先生是领导环保的重要人物，我们对他的贡献表示敬意。

掌声再次响起来，并且久久地回荡在会议大厅里，曲格平的眼睛不由得湿润了。在那次大会上，曲格平还被选为大会副主席，他发言的许多观点，被直接列入会议最后通过的文件中。

在曲格平的环保生涯中，有着太多的第一：他是中国第一位常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代表；他是中国第一任国家环保局局长；他是中国第一位由国际组织为其出版英文专著的政策部长；他也是中国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的第一任主任委员……

在崇高的荣誉面前，曲格平看到的更多的是中国环保事业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他引用屈原的话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