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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锡阳:环保是为反抗绝望

■绿色营为之请命的滇金丝猴

■绿色营为之请命的滇金丝猴

■绿色营在白马雪山垭口祭奠马霞

■绿色营在白马雪山垭口祭奠马霞

■踏遍青山人亦老———唐锡阳和马霞

■踏遍青山人亦老———唐锡阳和马霞

他是中国环保活动自觉的先行者。二十多年来,他与美国妻子走访了海内外多个自然保护区,组建了大学生绿色营,他写书,办讲座,四处奔走,为大自然请命。对于自己付出的辛劳,他似乎不敢期望太多的回报,他只希望用一点一滴的努力,去对抗让他绝望的一切,去劝告人们尽可能地减少对大自然的伤害。

唐锡阳,湖南汨罗人,1930年生,曾在《北京日报》任编辑、记者。1957年被划为右派,1980年平反,调北京自然博物馆创办《大自然》杂志,任主编。以后就集中精力考察全国各种类型的自然保护区,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有关环保的文章。

《自然保护区探胜》1987年获全国地理科普读物优秀奖,其中《又有五只朱鹮起飞了》获得第二届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

■一枚绿色的楔子

今年夏天,大学生绿色营第十一次出发,去云南迪庆、白马雪山。唐锡阳先生不去了,“现在老了,出趟门都得再三考虑,不像以前,我一定要到达现场,要看到真面目。我也想退出来,可有人又说,环保组织需要‘精神领袖’,我是做不成精神领袖的,有时候,一队人马要出行,总要在前面供个菩萨,以做开路先锋。有人说需要这样的木偶,有人又嫌木偶挡道,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不过我想,绿色营至少要成立一个负责常规工作的理事会,再选出一个执行理事长。十多年来,绿色营这所学校教育出来的营员中,能当理事长的,我想不乏其人。因此,我做不做,出面不出面,已经无关紧要了。”

事情要从1996年说起。唐锡阳接到云南打来的一个电话,说某县正在大力发展木材经济,原始森林过度砍伐,导致滇金丝猴的栖息地严重萎缩、破碎。几番讨论,唐锡阳和夫人马霞(MarciaB.Marks)发起了“大学生绿色营”,在全国招募一批环保倾向强烈的大学生,再带上一批媒体和作家,赴云南做调查。马霞未能成行,因为她在绿色营出发的当天早上,被癌症夺去了生命。她留下了一段著名的录音讲话,每个绿色营的学员,都会倾听和阅读———

“不要只是闷头赶路,对周围的事物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应该静下心,让大自然迎你而来。大自然有秘密,正如你们的心中也有秘密一样,甚至有时候连你自己的秘密你也不清楚。在你们共同相处的一个月中,你们将彼此学习。无论是处理人和人的关系,还是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从寻求自身正确位置的角度来看,这都是一次极其难得的经历。”

此后,“大学生绿色营”年年都举办,时而有赞助,时而靠硬撑。到东北呼唤保护湿地,到海南呼唤保护“红树林”,年年都有明确的任务。现在,绿色营有了个网站,有了个“执委会”。从绿色营里走出来的年轻人,不管现在在干什么,心中多多少少都打入了一枚绿色的楔子。唐锡阳说:“绿色营是一所学校,这里的每一个学生,可能无法保证一生中不做伤害大自然的事情,但至少可能保证少做一些。”

■一次难忘的旅程

2001年9月底,笔者随唐锡阳先生去了一趟内蒙赤峰。巴林左旗下面有一个苏木(乡)叫巴彦尔灯,有一伙志愿者,在周边治沙,种树,种草,发展可持续畜牧业。外界把这批人,称为“巴彦尔灯治沙者”。唐先生应负责人的邀请,去办讲座。

在赤峰农业学校的大礼堂里,我随一千多名学生,第一次听了唐先生的环保讲座。他坐在简陋的讲台上,举了好多例子,中国的保护区他去过不少,外国保护区的代表他也算匆匆浏览一轮。“环保不是保护区的事情,而体现在每个人的行为习惯中。如果我们的日常行为习惯,包括政治行为、经济行为、生产行为、消费行为,都是以对环境不友好的方式开展,都不以伤害环境为耻,反以掠夺环境资源为荣的话,那么在这样的土地上生活的人,必然称不上生态文明。”

他的声音缓慢而有力,略带着老年人的那种柔弱。在场的每个学生,都听得出神。讲座后有人要买他的《环球绿色行》,他给学生签字,签的是“物我同舟,天人共泰,尊重历史,还我自然”。有的学生对此书将信将疑,就几个人合买一本。唐先生说,这样更好,因为书尽其读,一本书读的人越多越好。

第二天,我们搭着赤峰市林业局党组书记的车,往巴彦尔灯驶去。一路上,两边的杨树叶子都金黄了,在草原上那种略带透明的阳光照射下,有一种明媚的美好。草原上撒落的到处都是牛羊,但草原像生了癞似的,到处是伤疤,有草的地方也极其低矮。唐先生喃喃自语:“草原退化是因为过度放牧,过度放牧是因为消费刺激,是因为城市里的人要吃涮羊肉穿羊皮大衣。因此,当我们责怪牧民或当地政府时,也许我们该责怪‘生活改善’与城市的奢侈,责怪我们的嘴、我们的身体。”

人每天都在做两件事,一是消耗资源,二是制造污染。城市人的消费行为,体现在农牧民的生产行为上。因此,必须既提高当地农牧民的经济收入,满足城市庞大的牛羊肉消费量,同时还要保证草原的健康不会恶化,这需要高度的发展智慧。唐先生说得好:“环保说到底是对人类行为的治理,这需要人类有极大的克制,同时需要极高的智慧。可惜啊,我们行为的智慧含量太低,我们总是那么粗暴。”

■两部历尽艰难的书

唐锡阳最重要的一本书是《环球绿色行》,这本书他关起门来写了三年。书分上下卷,上卷写的是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唐先生当《大自然》杂志主编的时候,走访了不少国内的自然保护区。下卷则是“世界”。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当时要想出国看看,是极困难的。因为娶了个美国妻子———他们的结合,是因为共同的对大自然的热爱———唐锡阳得以与马霞一起,走访欧洲、美洲、大洋洲的数十个国家,看了不少保护区,得到了相当丰富的感性认识和第一手资料。但这样的参观,一是时间短,合起来只有八个月;二是走访的国家有限;三是多半是走马观花。所以,要想写一本立足于世界的著作,必须有相当丰富的资料。马霞在中国住了十多年,仅仅粗通汉语。唐锡阳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但学的是俄语,工作后没用上,再后来被打成了右派,连工作都没有了,于是,外语“全部还给了老师”。

“马霞找到了好几百公斤的英文资料,我看不懂,她就先看一遍,把重要的地方用铅笔标出来。然后我再找人译出来。这些资料,对于这本书的形成,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马霞说她不是作者,我说是,‘你起的作用比我还大,因为这本书的构思、精神,到处是你的体现。’”

另一本书《错错错》算是“编著”。他先将自己的几篇文章结成集子,印上百十来本,发给各路英雄,请他们“评点”。然后把评点意见编进集子,再印上百十来本,再请人评点,如此反复,一本书编了两三年,会集了170多位各界人士的400多条评点。2003年,唐先生到河北一家印刷厂里,自己学排版。2004年10月,书出来了。

唐锡阳的眼里总是含着一股悲愤。虽然他处处表现出平和、寡欲与随俗,但或多或少总能感觉到,在悲愤情绪笼罩下,一个环保老人的无奈和凄凉———有对自己身世的,有对自己家园的,更有对环保事业的。

而我所惊异的在于,唐先生的愤怒化为文字时,却是那样的“平心静气”。他似乎很少情绪化,他知道批评比建设容易。因此,每次讲座,他都“声如洪钟”。

■130场全国巡回讲座

2005年3月11日到12月7日,唐先生搞了一个全国性的巡回讲座。在17个城市讲了130场,其中在96所高校讲了103场。如果按每场平均240人计算,听讲的有3万多人。如果把历年听讲的人数都累计在一起,就是一个可观的数字。“做个夸大的比喻,孔子有弟子三千,我有听众十万。我相信这是一个巨大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

讲座的缘起,和《错错错》出版有关。由于得到一些赞助,这本书共印刷一万本,出版社负责营销2000本,唐先生负责营销8000本。要把这么多书传递到读者的手里,是一个难题。唯一的“笨”办法就是搞巡回讲座。边讲座,边售书,边传播环保理念。“17个城市,130场讲座,售书2543本。在目前信息泛滥,而且大学生消费越来越困难的情况下,每场讲座最少卖2本,最多卖58本,平均是15本,实属不易。但我更看重这是一种培养绿色人才、传播绿色文化的方式。”

除掉寒暑假、“五一”、“十一”以及躲开学生的考试,唐先生的活动非常集中,几乎是一天一讲,有时候不得已还得一天两讲,甚至是下了飞机就讲,或者讲完了就上火车。事情非常繁杂,他要通盘联系,要应酬各种社会活动,要接触不同的人,要接受报刊和电视台记者的采访,要安排自己的衣食住行,要应付各种意想不到的问题。“而我那个必需午睡和容易失眠的毛病,实在难以对付这种变换不断的日日夜夜,有时候就得靠吃安眠药和硬挺。这对一个75岁的老人来说,确实是超负荷了。但我喜欢这种生活方式,超越自我,挑战人生,每个讲座都是一种收获、一种欣慰、一种鼓励、一种鞭策,更何况此行之中,总有意想不到的情况与收获。”

唐先生曾说:“环保也许是一场永远不能获胜的战斗。我们要做它,可能不是为了获得胜利,而是为了反抗绝望。环保需要人类付出代价,总得有些人为此付出代价。我想,我们也做不了太多的事,但多多少少可以帮助一些人,摆正在大自然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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