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是全国政协围绕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问题的一个重要议题。有这样一组令人痛惜的数字：我国水资源匮乏，人均水资源拥有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4，许多河流开发利用率超过国际30％的生态警戒线。2003年国家环保总局统计的340个城市中，严重污染的91个，占27％。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水土流失面积35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37．08％。我国荒漠化土地面积达267万多平方公里。进入工业化社会以来，人类滥用改变自然的力量，无节制地挥霍着自然资源。水土流失、山洪暴发、土地沙化和环境污染种种严重生态危机频繁凸现，这是大自然对人类社会的一种沉重惩罚。无数的自然灾害告诉我们：如果人类为了眼前的利益而无节制地破坏环境，必然会丧失赖以生存的自然基础，使发展最终失去意义。请看政协委员的意见和建议。

循环经济是治本之策

主持人：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还存在“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的问题，经济的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是靠消耗大量物质资源和粗放式经营来实现的。委员们建议从抓循环经济入手，加快推进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生态保护型社会的建设。

甘宇平（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循环经济的思想起源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到了90年代，随着可持续发展成为全球性意识，循环经济应运而生。它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全新的经济运行模式，是追求更大经济效益、更少资源消耗、更低环境污染和更多劳动就业的先进经济模式。其要旨是将经济活动组织成“资源—生产—消费—二次资源”的闭环过程。建议请国家有关部门加快组织研究，提出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和推进计划，深入持久地开展资源节约活动，把发展循环经济的侧重点放在资源“减量”上，其实质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环境污染。

齐续春（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企业是发展循环经济的主体，政府立法应强调企业在废弃物产生中的源头作用，明确废弃物处理的企业责任制，这对促进废弃物的循环利用将起到决定性作用。同时，企业也应树立循环经济的理念，并以此来发展自己，通过降低能耗、物耗，减少污染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同时，选择投入少、产出快、实效高的项目切入，涉足环保再生产业，这无疑是经济发展的又一增长点。

提高环保执法权威性

主持人：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相继颁布实施了一系列资源管理、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初步形成了环境资源法律法规体系，在依法协调人与自然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已有的法律法规尚有不完善之处，一些法律法规还不能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要求。

汪纪戎（全国政协常委、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当前环保执法难的问题相当突出，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并趋于强化，为环境违法企业撑起了保护伞；二是环境法对环保部门的执法授权有限，法律规定的处罚力度小，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执法成本高，造成大企业故意不正常运行污染处理设施的事件增加，环保部门难以应对突发环境事件；三是各部门配合不够，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

毛增华（全国政协常委、河南省政协副主席）：进一步加强完善环保法律法规，协调各法规之间的关系。对法律上的缺陷和执行中的问题，需要在立法方面加以完善和突破；提高地方领导干部的法制和环保意识，加强对各级政府的环保政绩考核。改变只重政绩，不重环保的干部考核任免制度，实行重大环境问题一票否决制；明确环保执法部门的职责权限，强化执法手段，避免重叠执法或出现执法真空地带；建立公众参与环境执法机制，提高环境执法人员的水平和能力。

陈辉光（全国政协常委）：应着手废除或修改实施已证明过时或存在严重缺陷的法律法规或条文，逐步健全环境资源法律法规体系。在依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同时，还应加强综合决策机制的建设，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整治的重大决策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人与资源、人与环境、环境与发展的关系，做到互通信息，相互协商，统筹安排，科学决策。

鼓励公众参与环保

主持人：这些年，政府虽然采取了许多措施保护生态环境，但由于缺乏全民生态道德意识的支撑，人们生态文明观念淡薄，这些措施均未能唤起人们对环境保护的自觉行为。可以说，公民生态道德意识的缺乏和参与不够是现代生态悲剧产生的一个深层次根源。

李慈君（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地质大学水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当前，我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存在诸多问题：在我国，公众的环境知情权尚未完全得到法律保证，更没有明确公众有权了解自己所处生活环境的环境状况，环保诉讼手段也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建议利用多种形式积极宣传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个人和社会的危害，普及环境科学和环境法律知识，提高公民的环境意识和环境法制观念，树立保护环境人人有责的社会风尚。

陈辉光（全国政协常委）：普及科学知识，提高全民环境意识。通过各种途径，在全社会形成了解国情、珍爱环境、保护生态、节约资源、造福后代的共识，摒弃盲目追求过度消费，倡导正确的生活方式。同时，建立健全公众参与机制，加强社会团体、公益组织的能力建设，鼓励公众及社会团体、公益组织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管理和监督。